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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数字史学的方法论问题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7月20日 14版)

  最近几年,“数字”成了一个令人着迷的修饰语,“数字艺术”“数字人文”等概念不一而足。有学者认为,学术界正在经历一场“数字转向”。

   

  “数字转向”对历史学的影响,已从很多侧面体现出来,如区域国别史研究的专题数据库越来越多,在线历史文献的获取越来越便捷等。在我国史学界,贵宾会史领域关于“数字人文”的探讨已经热闹非凡,世界史学界则稍显平静。与此同时,国际史学界无论在对数字技术的关注度,还是在扎实的研究成果方面,都有着不凡的表现。历史学门类下的一些研究分支,也在纷纷冠名数字化的研究,如“数字公众史学”“数字口述史”“数字环境史”等,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美国史学界很早就接纳了数字史学,其发展状况也最具代表性。研究本国历史的罗森茨威格于20世纪90年代起便致力于用数字技术协助历史研究。2004年,罗森茨威格在第118届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组织了一场题为“迈入在线历史的第二阶段”的讨论单元,提出数字史学应从之前对理论和工具的探讨转向更加专业的历史专题研究。2005年,美国学者博登对美国史学界的数字化状况进行了一番梳理,指出美国史学界在数据库建设、协作研究等方面已经硕果累累。随着数字工具越来越方便实用,数字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13年,由美国史学家凯利主编出版的《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教学》,为历史专业的年轻学子提供了指南,指导他们如何卓有成效地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运用数字技术。同年,美国学者多尔蒂等用“数字化”的方式,反思数字化时代历史书写这个具有先锋意义的话题。他们先是召集若干学者就这一话题写作文章,然后将成果放到开放网络平台供读者评阅。最终结集出版的文章,取名为《数字化时代的历史书写》,对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历史学家思考、教学、写作和出版的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此外,从2013年开始,《美国历史杂志》在传统的“学术书评”之外,单独开辟了“数字史学评论”专栏,对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评议,表明了美国史学界的主流态度。

  上述提及的这些历史学者,都是数字史学的弄潮儿,他们主动拥抱、推广数字史学的理念与方法,推动整个史学界对数字技术的关注,促使传统学者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探讨。

   

  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了“艺术与人文研究方法”系列丛书,旨在为人文学科的学生展现方法论的可能性与有限性。2012年,英国史学家顾恩等在这个系列丛书下出版了《历史学研究方法》,专门有一个部分讲解历史学研究定量与定性的方法。从章节的分布来看,学者们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诸如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数据库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已经被广泛接纳。2016年,该书又推出了修订版,特别增设了数字研究的章节,以一种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数字工具的效能问题。

  随后,数字史学被纳入史学方法论的体系就成为愈加自然的事情了。我们所熟悉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柏克一直对历史研究的新方法特别关注。2018年,柏克主编的《辨析历史学的新路径》一书,用一种具有学术争辩的方式把“数字史学”请进了“历史学的宫殿”。该书的体例设置极具特色,不同作者对当下流行的史学研究新领域进行梳理,诸如全球史、性别史、数字史学等被纳入考察范畴;与此同时,编者为每一个研究领域安排了一位评议作者对其内容提出异议,然后再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数字史学的方法也遭到一些质疑,章节作者英国历史学家温特斯的解答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史学研究中引入数字方法的限度与效度。

  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多年前曾推出“书写历史系列丛书”,其中《书写历史:理论与实践》截至2020年已经出了3个修订版。在第3个修订版的计划中,本来设置了“数字史学”的章节,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版本并没有刊发出来。不过,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包括德国历史学家贝尔格等在内的编者对数字史学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门类下的多个研究方向都有进行数字化的尝试。公众史学与数字化似乎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意大利公众史学家努瓦雷很早就提出了“数字公众史学”的概念,并在很多场合鼓励大家通过数字化方式,让公众史学项目得到更多元的展现,其参与主编的《数字公众史学手册》也将于2021年出版。

   

  “数字”的概念虽然很吸引人,人们对它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口述史研究也是相对较早开始思考数字转向的史学研究领域。美国口述史专家唐纳德·里奇的经典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曾多次改版,他不断根据数字技术的发展状况,调整口述历史实践过程中运用数字技术的态度和方式。在口述历史实践者的眼中,数字技术使得口述史在采集、转录、存储、传播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效率改善。不过,如果始终用一种数字档案的逻辑来看待数字转向,其实是对数字化的一种片面认知。同样的认识偏差还存在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历史学方法与理论的书籍之中:《历史学的宫殿》。该书是面向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拓展读物,仅仅用“量化历史”来体现方法论的更新,显然是对数字转向过于简化的一种理解。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数字转向”拓宽了史学研究的思路。美国历史学家古尔迪在《历史学宣言》里呼吁“长时段”的回归,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共鸣。不过,由于缺乏具体研究项目的支撑,古尔迪的呼吁更像是空洞的口号。反而是英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与同事们一同构建的“Seshat全球历史数据库”,不仅兑现了进行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承诺,而且改善了历史研究成果呈现方式单一的问题。

  当然,除了长时段的回归,借助数字技术,历史研究也能在微观问题上得到延展。比如,借助GIS的技术和方法,历史学者可以更加精细地讨论时间与空间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也是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提出“深度制图”概念的重要价值。这个理念在城市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有学者通过GIS技术挖掘中世纪晚期文献中有关空间信息的描述,进行空间数据的转录、配准,对英国城市空间的演变状况获得了更多细节的把握。除此之外,利用文本挖掘技术从海量文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快速掌握大规模文本的概貌,或者用社会网络分析抓取历史人物之间的隐秘关联,都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总体而言,“数字史学”从概念提出到正式进入史学方法论,成为史学培养体系中的一环,大概有30年的时间。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似乎是很多新的史学研究领域都需要经历的沉淀期。但从国际史学界的整体面貌来看,数字史学正在获得越来越好的发展态势。对贵宾会的世界史研究来说,虽然学者们对数字史学的关注还有待深化,但基于数字技术的研究条件得到改善,研究议题不断拓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数字转向的积极促进作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诸如JSTOR、Gale等数据库,世界史研究在贵宾会的学术语境下如何展开。所以,我们应更主动地迎接史学的数字转向,助力贵宾会的世界史研究不断推出更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

   (王涛,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