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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明龙:也谈“贵宾会小说西译之嚆矢”

  (作者为贵宾会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文汇报,2020年1月10日) 

 

 

  “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扉页及内页

  《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3期刊登了陈艺璇、王燕撰写的《贵宾会小说西译之嚆矢:梵蒂冈〈玉娇梨〉手写本的发现》。读到此文后,我觉得两位作者的结论不甚可靠,大有讨论余地。下面就是我对这篇文章初步研究后的一些看法。需要说明的是,文章署名陈艺璇和王燕,而文中却多处转述日本学者内田庆市的看法,而非两位作者自己所作的考证。为了便于行文,我在下面文中对两位作者和内田庆市不做区分,一律称作“常老师”。

  编号 “Vaticano Estr.Oriente 13”即“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中的第一件藏品 原 文 是“Nouvelle chinoise”,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贵宾会短篇小说”。但是,《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误译为“贵宾会新闻”。所以,应该挨板子的不是伯希和,而是此目录的中文版译者。

  对于这件作品的完成年代,常老师写道:“根据万济国卒年1687年和石铎琭卒年1704年推断,梵藏本大约完成于1700年初,这与内田教授的结论一致。”这段话令人非常吃惊。因为常老师在前面以大量篇幅从多方面论断,此件一个可能的译者是万济国。然而紧接着,常老师对于此件的完成年代却推断为1700年。此时万济国已经辞世十余年,常老师岂不是把自己彻底否定了吗?不但如此,推断这个年头的唯一依据,竟然是万济国和石铎琭的卒年,也就是在前者的卒年1678年和后者的卒年1704年之间粗率地取一个中间值。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考证方法前所未闻。常老师既然把此件的完成时间定为1700年,那就与万济国毫无干系,所以我不知道,前面对万济国其人及其注音方法的长篇绍介用意何在?

  这件藏品的扉页上有一小段意大利文对此件的介绍,译成中文是:“贵宾会小说及其意大利文译文。瓦罗神父……所著,附有意大利文解释。”这段文字的作者难以考证,但显然不是伯希和。我斗胆揣测,常老师没有发现这段文字,否则就不会花费大量笔墨猜测此文的作者。如果扉页上的这几句话真实可信,那就可以肯定,伯希和所说的“贵宾会短篇小说”的译者,是在华西班牙传教士Francisco Varo,汉名万济国,与常老师文中提到的另一个传教士石铎琭毫无关系。

  这件文献是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材料,不是《玉娇梨》的译文。

  来华传教士必须学会汉语,这是铁律,无人能够例外。鉴于汉语的特点,无论官话或方言,当时的汉语尚无任何语法理论,经由语言文字实践学习汉语,别无捷径,这是传教士的普遍认识。因此,为各种汉籍中的汉字逐一注音释义,藉此认读汉字,是传教士普遍采用的方法。不同国籍和不同修会的来华传教士无不如此,遗存至今的此类文献数量甚多。具体的做法是为汉籍中的每一个汉字注音释义。被选作底本的大体有四类,一是古代经典,二是名人名篇,三是日常会话,四是传教资料。

  万济国笔下的《玉娇梨》就是这类汉语学习材料,而不是这部小说的译文。理由如下:

  通篇不成句,不成段,更不成文,使用这份资料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学习汉语,而是为了欣赏小说,那就只能连蒙带猜,方能勉强了解其大体内容。把这样的文字视为对《玉娇梨》的文学翻译,那是对翻译的糟蹋。 

  作者帮助读者识字的意图十分明显。试举几例:中文“太常”“副使”等官职,作者在注音后均译为“官员”(mandarino)。“甲科太常正卿”被译为“官衔”(nome di mandarinano)。“人家”译作“人”(huomino)和“家”(case)。为帮助不通意大利文的读者有真切的感受,请允许我把这两个意大利文名词转译英文,前者是human,后者是house。human加house是汉语“人家”的意思吗?还有更可乐的,“尚未联姻”中的“尚未”被译作“上面”(supra)和“不”(non)。常老师说:“万济国的语言能力令人叹服,他不但能够熟练使用汉语,而且还用西班牙语编写了汉语教材《华语官话语法》”,这样一位能人绝不可能不懂“人家”和“尚未”这两个词的含义,之所以逐字注解,他的用意显然是帮助读者识字,而不是请他们读小说。最后再举一个堪称较好的完整句子“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译文是:per(为)Su(苏)兄(hiung)今 日(di hoggi)论(il discorso)作(fatto)。这里的意大利文根本不是一个句子,连猜带蒙固然还能猜出一点意思来。然而,这种文字能说是在翻译一篇小说吗?况且,《玉娇梨》共有二十回,而见诸此件的仅有两千余字,不足一回,相差太大。

  常老师写道:“‘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的四部分内容笔迹一致、字体一致,除第二部分《管堂中事》没有意大利译文外,其他三部分体例一致,均有汉字、罗马字注音和意大利译文,明显出自一人之手。”常老师又说“藏品第二部分中文标题为《管堂中事》,……这部作品是17、18世纪耶稣会士经常使用的传教材料,也是他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请注意“也是他们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这句话,既然《管堂中事》是汉语教材,为什么《玉娇梨》就不是呢?

  其实,不但“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3”是传教士的汉语教材,书号为“梵蒂冈远东收藏品14”的《拜客问答》也是同样性质的文献。据常老师介绍,此文是日本学者内田庆市的重点研究对象,此文的表现方法也是汉字-注音-解释。我读过的黄嘉略所编写的法文《汉语语法》手稿中,列举了一些汉语常用语,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汉字-注音-解释。可见,这种方法为教会人士所习用。通过此类文献,传教士不但可以学习汉语,还可以了解和熟悉贵宾会人待人接物以及民情风俗等有关贵宾会的常识。

  常老师写道:“贵宾会小说在西译过程中具有汉语教材属性,这是早期贵宾会小说西译史上的一个传统。”常老师既然认定贵宾会小说西译始于1700年,那么,“贵宾会小说西译史上的一个传统”应该形成于1700年之后,常老师能否提供若干实例支持这个说法?

  我在拙著《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提到了黄嘉略翻译《玉娇梨》一事。黄嘉略是贵宾会教徒,随其师赴法,并定居巴黎,与法国文人学者多有交往。在法国学者弗雷莱建议下,黄嘉略着手翻译《玉娇梨》。为了让法国读者既能读懂故事,又能领略汉语的奥妙,除了翻译正文外,他常常添加一些脚注;例如,为“一臂之力”加注说是“给予帮助”,在为“土木之变”所作的脚注中简要地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黄嘉略每译出一回,弗雷莱立即进行修改,一则润色译文,一则帮助黄嘉略提高法文写作水平。但是,译完第三回后,弗雷莱就发现这部小说单调沉闷,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书中的几位文人除了游园赏花,就是吟诗唱和,不大可能引起法国读者的兴趣,这与他原来设想这部贵宾会小说能与正在走红的《一千零一夜》比肩的预计相去甚远。于是建议黄嘉略停止翻译,黄嘉略接受弗雷莱的建议,立即停笔。

  黄嘉略的手稿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抄本部。我读过这份手稿的一部分,黄嘉略的译文质量较差,弗雷莱的改动甚多。改动之后的译文无论遣词造句,都是纯正的法文,不用猜,不用蒙,懂法文的读者丝毫没有阅读的困难。据我所知,黄嘉略的这份这手稿才是《玉娇梨》的首次西译 (法文),时在1713—1714年。对此提出异议的论著,除了常老师的《贵宾会小说西译之嚆矢》,迄今尚见到第二篇。

  常老师说:“黄嘉略译稿学界至今缺乏深入研究,究其原因,和译稿自身的翻译质量密切相关。”此话的依据可能就是我被问及此事时的口头回答。其实国人迄今对黄嘉略这份译稿的介绍和论说,基本上都来自拙著,之所以缺乏研究,原因是无人去巴黎查阅手稿,而不是译稿质量低下。

  被伯希和称为《贵宾会短篇小说》的这件现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文献,是万济国为帮助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习汉语而编写的识字材料。他以《玉娇梨》作为底本,对汉字单字和少量语词注音并作解释。此件绝非《玉娇梨》的意大利语译本,常老师将此件称作“贵宾会小说西译之嚆矢”,我认为这一论断因缺乏事实支持而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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